良弼：末日忠臣的命运
文/李新宇
在宗社党中，地位较高的是恭亲王溥伟等，但有见地、有能力、堪称宗社党灵魂的，还是良弼。
爱新觉罗·良弼，字赉臣，生于1877年，满洲镶黄旗，大学士伊里布的孙子。但在他出生时，黄带子已被革掉，成了红带子，而且父亲死得早，所以吃过苦，爱读书，求上进，与一般的贵族子弟截然不同。
1899年赴日本留学，是自费去的。后来是张之洞致电驻日公使，令其资助良弼学费。别的贵族子弟到日本去只是游历，没几个认真读书的，良弼却扎扎实学本事，而且广泛交际。
1903年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清国队第二期毕业回国，恰逢朝廷实行新政，组建新军，这样的人才，又是最最可靠的自己人，当然要用，于是良弼入练兵处任职。次年任军学司监督。1905年3月补军学司副使。8月，袁世凯延揽其入陆军任标统。1906年主持保定陆军学堂校务，还担当彰德秋操的北军审判长。新式的军事教育体系，大多是在他手里创建的。
《清史稿》说：“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良弼皆主其谋。尤留意人才，自将帅以至军士，莫不延纳。”
可是，大概是有点恃才傲物，不屑于巴结奉迎，再加上木秀于林，自然要为朝廷权贵所忌，所以，他的官位一直不高。1907年入陆军部任学司司长，后来又参加过编撰新律的工作。摄政王载沣掌权后，他也没有飞黄腾达。只是因为素有“知兵”之名，才让他做了皇家禁卫军第一协统领。禁卫军有两个协，总统领是载沣的弟弟载涛。载涛是个玩家，所以禁卫军实际由良弼全权指挥，但就是不给他这个名份。他的官阶仍然是陆军部的司长。《清史稿》中说他“刚果有骨气，颇自负，虽参军备，无可与谋，常以不得行其志为恨，日有忧色”。
他的情况，让我想起了《红楼梦》中的两句诗：“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满清贵族本来无人，有这样的人才，却得不到重用，天灭大清，岂有不亡之理？
说起良弼，的确是条汉子，也是清帝国末世难得的人才。早在留学日本时期，他就曾与主张革命的留学生进行辩论，即使处于绝对劣势，也决不服输，坚持自己的看法，最后被主张革命的留学生从台上扔了下来。但是，他不顽固，而且心怀大志，视野开阔，到海外留学，不像一些权贵子弟那样只知道吃喝玩乐，而是真正认真读书，除研究军事之外，政治、社会无所不读。在日本期间，他还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往来，而且非常敬慕被朝廷杀害的谭嗣同。在宗室子弟中，他是最早剪掉辫子的。他虽然常与革命派激烈辩论，却又与革命党人交朋友，比如，他与吴禄贞就相交甚深。
在清末所有的留日士官生中，大概只有吴禄贞可以与他比肩。所以，他的地位虽然不高，却连袁世凯也惧他三分。
他虽然不得志，国家主人的立场却比任何人都坚定。他不允许汉人侵犯他的国家。所以，一向反对汉人掌握兵权。他的理想，是想通过满人的自我革新和努力，仿效日本明治维新，使大清帝国焕发青春。
武昌起义爆发后，良弼忧心如焚，主动请缨“平叛”，却遭到庆亲王奕劻的反对，被斥之为“黄口孺子，纸上谈兵”。当然，庆亲王和摄政王之所以把他留在北京，还有别的考虑，因为满朝亲贵之中，也只有他是知兵的，所以还是保卫京城要紧。
得知袁世凯、庆亲王试图让清帝逊位的事之后，良弼悲愤不已，发起组织“宗社党”，誓死捍卫大清。为了张大声势，他们还派人给因被炸而躲在家中不上朝的袁世凯送去一封信，信中说：“欲将我朝天下断送汉人，我辈决不容忍，愿与阁下同归于尽！”（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
为了扩大扶清的力量，良弼极力拉拢冯国璋等感念皇恩的将领，团结满族军人，不停地召集会议，发表主战言论，试图挽回大局。
冷静地想，如果清皇室这样的子弟多一些，革命党人的胜利就会困难得多，清王朝的寿命就会长得多。
可是，这样的坚定卫士，在革命之秋，也是最危险的。
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被捕，在审问中，就曾经说过自己的刺杀计划：“杀尔固无济！即不济，尔庸何伤？我本拟先杀恩铭，次端方，次铁良、良弼！”
组织宗社党，试图挽救清帝国，良弼更成为出头鸟。而且，他成为革命党与袁世凯共同的敌人。京津同盟会决定将暗杀的对象转移到良弼身上。彭家珍自告奋勇，决定亲自暗杀良弼。最终，良弼死在了彭家珍的炸弹之下。
据说，良弼死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辈军人，死何足惜，吾见政府不可为，故组织宗社党以图挽救，今我死，清室亦亡，刺我者真知我者也。”
关于彭家珍暗杀良弼，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为吴禄贞复仇说”。
彭家珍的朋友韩锋撰文说，彭家珍刺良弼是为吴禄贞复仇，因为吴禄贞与彭家珍是好朋友：“彭家珍……留学日本使馆学堂，尚未毕业，为吴禄贞电召回国，参加革命事业。席儒和吴禄贞（字绶卿）为挚友……”革命党人陈春生说，是吴禄贞提携彭家珍到奉天讲武学堂任队官，“彭勤学学励行，每星期放假则来宿于禄贞旅宅，禄贞爱之如子弟。及将游延吉岭、皮子沟诸处，彭意欲相随，禄贞劝其忍耐，期之毕业，然彭则心许禄贞能知我矣。”可见，彭家珍与吴禄贞的友情非同一般。吴禄贞遇刺之后，“噩耗传至北京，席儒惘然如有所失，终日咄咄书空，寝食俱废。据席儒分析，绶卿之死，肯定是良赉臣所为……席儒自是立下决定，要替亡友复仇，除去良赉臣这个元凶大憝。”而且，在他决定行动时，曾置酒与刘其达话别，说过这样的话：“仆此行如不能为绶卿复仇者，枉生人世矣！”
二是“袁世凯借刀杀人说”。
据同盟会员李华英回忆，袁世凯遇刺受到惊吓，“归命袁克定走告李石曾，称：御前会议时，亲贵均为良弼之言是听，彼虽为内阁总理，不能说话。”言下之意，是良弼不除，共和难求。李石曾转告京津同盟会，于是同盟会决定刺杀良弼。彭家珍毅然自任。”因为良弼之死，正在袁世凯为他而头疼之时，刺杀良弼，袁世凯是最大的受益者，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此事与袁世凯有关，也很容易向着这个方向进行想象。所以，时人与后人都有种种猜测，常被史家提及的“证据”有二：
一是良弼被炸之后，“第一个到良宅慰问的，为新任民政部长赵秉均，当时袁内阁新成立，赵是接肃王善耆的民政大臣的，本来西医替良弼施手术，经过情形良好，赵又荐一中医，替良解除火毒，服药后，伤处剧痛，辗转呼号而死。外人传说，袁世凯忌良弼枭雄，故买嘱医生，以对攻之药死之。”然而，这种说法只是猜测和“外人传说”。而这传说正是源自革命党人。因为在刺杀良弼之前，京津同盟会暗杀部就曾约定：如果不幸落入袁世凯之手，就供认是良弼派的；如果不幸落入宗社党之手，则供认是袁世凯派的。这样即使刺杀不成，也可以加剧宗社党与袁世凯之间的猜忌，使清廷内部瓦解。袁世凯杀良弼的说法，很可能是革命党人当时所散布。所以，载涛后来曾写文章专门澄清此事，文章题目就叫《良弼确系革命党人所杀》。文中指出：“他在受伤后，袁贿买医生使他失血而死，这也是出于臆测。良弼的确是被当时的革命党人所杀，并非由于袁世凯的诡计。”
二是有人透露，袁世凯任大总统期间，彭家珍的父亲一直由政府养着，每月到到陆军部领1000元。这事又为一些人提供了想象的空间。一些人试图以此说明良弼之死与袁世凯确有关系。就是一些比较严肃的学者，也很看重此事，认为“如果此事属实，袁世凯对于彭家珍，还真是知恩能报”。[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102页。]
彭家珍的家人到政府领钱，确是事实。因此而说袁世凯知恩能报未尝不可，但此事却不是袁世凯定的。事情的起因是：1912年春，四川籍各界人士在南京为辛亥革命中牺牲的四川籍死难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孙中山亲临讲话。此后不久，黄复生等42人联名呈文孙中山，提议将彭家珍等烈士“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孙中山欣然接受，向陆军部下达“追恤令”，要求“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并崇祀忠烈”，“以慰忠魂而垂不朽”。并且追封彭家珍为大将军。袁世凯任大总统，不过是援例而已。
袁世凯借刀杀人之说，仍然缺少证据支撑。
但无论怎么说，彭家珍帮了袁世凯的大忙。他的炸弹吓破了统治者的胆，扫清了清王室最后的主战派。1月29日，良弼死去的当天，御前会议上不但没了主战者，就连不主战的王公大臣也了了无几。满清亲贵纷纷跑往天津、青岛、大连等地，朝廷事实上已经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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