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关于乳腺癌的电影！-关于乳腺癌病人的电影有哪些

　　今天，小编和大家分享一部电影——《生死证明Living Proof》。它讲述的是一个人——Dennis J Slamon医生、一个基因——HER-2和一群乳腺癌患者的故事。

　　（Living Proof电影海报）

　　HER2基因和曲妥珠单抗我们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与千千万万个药一样，它的上市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影片开始于1988年，当时的Slamon医生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肿瘤学教授。

　　此时他正在全身心投入在研究HER-2基因以及药物研发之中。面对一名来应聘的文科生助理，他说了这么一句信心十足的话：

　　Slamon医生将药物研发解释为七个步骤：首先是发现HER-2与乳腺癌之间的紧密关系，然后发现针对HER-2的抗体类新药，接着就是动物试验，I、II、III期临床试验直至上市。在影片刚开始，药物研发才仅仅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研发新药。

　　可是没想到，从步骤二开始，HER-2药物研发就面临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基因科技公司正在失去对治疗癌症的兴趣。

　　当时，很多制药公司在试图利用关于癌细胞的生长机制的有限知识去开发药物，然而，这些药物不加区分地同时毒害癌细胞和正常细胞，不出所料，所有的药物都在临床试验中遭到了惨败。而Slamon医生等人致力于寻找致癌基因和它的靶向抗体，这种研究更为复杂和具体，基因科技公司担心这种资金投入若失败则将耗尽公司的财力，吸取了其他公司的前车之鉴，于是撤回了大部分的癌症经费。

　　当时基因科技公司的某位知名科学家甚至说了这么一句话：

　　Slamon医生此时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他在基因科技公司饱受白眼，但他继续死缠烂打，经常从洛杉矶飞到基因科技公司总部，试图寻找任何对他的鼠抗体感兴趣的人。

　　好在仍然有一部分人对他抱有信心。影片中基因科技公司的布雷克使尽浑身解数，动用各种资源和关系终于说服了公司允许组建一个小的创业团队，推动HER-2项目的进展。

　　但是，基因科技公司并未拿出足够的经费支持HER-2的研究。此时Slamon医生的好朋友——莉莉塔里克夫决定为研究募捐：她找到了露华浓REVLON公司总裁朗柏曼，并且成功地说服露华浓公司赞助该研究240万美元——这是该公司无条件赞助科研的最大金额。

　　获得资金后，研究结束了老鼠试验，很快进入首次人体试验阶段（first-in-human）。接受这项试验的是一位晚期乳腺癌患者妮可·威尔森：一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在试验前，她已经经历了痛苦的手术、化疗。生命已所剩无几。

　　当她得知符合进行人体试验的条件时，她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立即答应进行试验。

　　1990年的一天，HER-2抗体首次注射入人体体内。这一天对于Slamon医生和科学史来说，是“创造历史的一天”：

　　妮可也因此被称为“老鼠耳小姐”。她对药物的反应很好，延长了两年多的生命。

　　有了如此好的成绩，Slamon医生又遇到了挫折——基因科技公司仍然不愿批准进行I期临床试验。在公司总部，面对公司高管的质疑，Slamon医生是这样说的：

　　“显然，你们没有亲属罹患癌症。你们很幸运，我也一样。但是，我每天面对癌症病患和他们的家人，希望他们能得到更好的治疗，不再忍受开刀和烧灼的痛苦。”

　　“小时候，我看见医生在救助我的父亲，我就立下志愿，将来一定要成为一名医生。因为当你在救人的时候，不止是救了一个人，还拯救了周遭的人。 如今，我看着一名妇女的眼睛，宣判她已经到了癌症晚期，她问我，'还有别的治疗方法吗？'我却要告诉她，‘并没有’。”

　　“但是，我知道HER-2真的有效。请不要放弃这个机会。也许你们坐在办公桌后太久了，也许我在临床一线待太久了。但是，请不要忘记我们是谁：我们不是生意人，我们是医生！”

　　在各番努力之下，1992年基因科技公司终于同意进行临床试验，而此时，HER-2抗体药物终于有了正式的名字：赫赛汀Hercepetin——融合了HER-2、拦截（intercept）和抑制剂（inhibitor）这3个英文单词。

　　Slamon医生作为负责人之一主导了洛杉矶的I期临床试验，共招募了15名HER-2阳性乳腺癌晚期患者。她们将先应用2周顺铂化疗，再应用赫赛汀。

　　在这些女子“先锋队”中，包括一名痛恨化疗，本打算去墨西哥寻求缓和疗法的美术老师芭芭拉·布拉德菲尔德。

　　没想到，临床试验的治疗结果让芭芭拉和Slamon医生欣喜若狂：肿瘤完全消失，达到了完全缓解。

　　但是，除了芭芭拉以外，很多患者的效果并不理想，有的患者去世了，有的肿瘤大小保持不变或只是骨痛减轻。最后，只剩下6个人能继续完成II期临床试验。而由于患者脱离太多，试验的主要终点并未达到，不得不面对几近失败的结局。

　　在这种情况下，基因科技公司不得以进行挽救性III期临床试验。由于芭芭拉·布拉德菲尔德的治疗效果非常好，药物的研发也得到了全国乳腺癌联盟（NBCC）的关注。联盟主席法兰·维斯科同意利用联盟网络广泛招募患者，但同时基因科技公司必须提供一个曲妥珠单抗的扩大施药方案，该方案将允许肿瘤学家对临床试验之外的患者实施治疗，也就是同情用药（compassinate use）。

　　在此科普一下，美国联邦药品食品监督局（FDA）允许在III期临床试验阶段将药物应用在无法进入临床试验的患者。

　　在NBCC联盟的帮助下，III期临床试验终于开展了。

　　第一位接受III期临床试验的是艾莉，她是一名设计师，母亲30岁患乳腺癌后去世，她也在同样的年龄不幸患上了乳腺癌。她经历了乳腺切除术，但过后复发，并很快进展到晚期。当她听说曲妥珠单抗的“神奇”疗效后，她的求生热情仿佛被“点燃”了：

　　1998年5月，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的第34次会议上，Slamon医生为压轴的发言者来介绍临床的进展。在关键的648研究中，曲妥珠单抗缩小了一半患者的肿瘤，而在对照组，只有1/3的妇女肿瘤缩小。乳腺癌的病程进展延迟了4到7.5个月。

　　在那些对标准的多柔比星和环磷酰胺方案发生严重耐药的肿瘤患者身上，曲妥珠单抗治疗效果最为显著：曲妥珠单抗和紫杉醇联合反应率增加了近50%。

　　1998年9月，美国FDA批准了曲妥珠单抗上市。Slamon医生及所有人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因为Slamon医生在HER-2领域的突出贡献，他不光获得了多项肿瘤界大奖，也被多次提名为“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

　　在影片的最后，Slamon医生在操场上奔跑着，身旁是为他不断加油呐喊的乳腺癌患者和支持他的亲人。他的奔跑仿佛在证明：科学，从不止步。

　　影片想要突出的绝非是研究主导者之一Slamon医生的“主角光环”，而是从一个成功药物上市前的各种坎坷中透露出这样的道理：人类在抗癌道路上走过的每一小步，都离不开无数患者、家属、研发者和慈善事业的积极配合和参与。

　　感谢那些抗癌道路上做出牺牲的人：那些直面死亡的患者们，那些百折不挠的科学家，那些奉献爱心的慈善家。科学研究并非一帆风顺。在人类与肿瘤抗争的道路上，有随处可见的荆棘。许多人因此而倒下，但坚持总会让人看到希望甚至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