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耕将军_军旅作家徐志耕再问何建明：我们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是弱者吗？

　　军旅作家徐志耕再问何建明：我们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是弱者吗？

善于写作高境界、大题材、全记实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轰轰烈烈地推出了他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据他说，这本书“各种媒体纷纷转载连载，30万册图书处在脱销之中，数以千万的网民争相阅读。”他又说，“尤其是作品中十问国人的内容，不仅对中国人是一种强烈的警示，而且对整个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思考人类和平的未来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既然是这样一部关系到“人类和平的未来”的作品，作为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有所了解的南京作家，自然要认真阅读，特别是他自已认为“最重要的一章” 的“十问国人” 更应反复研究。然而，许多事实有待核实和订正。鉴于这本书的广泛影响，以及“南京大屠杀”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严肃性，就很有必要以正视听。

日军的“忠灵祭” 不是“国家公祭”

何建明在十问中的第一问便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公祭今天才有？而日军当时在进入南京后的第五天就在南京飞机场搞了一次公祭一一公祭他们从上海打到南京城过程中阵亡的官兵。”

首先我要告诉何建明的是，1937年12月18日下午日军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的是“忠灵祭”，日军又称“慰灵祭” ，即对在上海、南京及沿线战斗中死去的2万余官兵的亡灵进行祭奠，参加这一仪式的仅限日军官兵。这种仅限在军队内部祭奠战死者的“忠灵祭” 与“国家公 祭” 根本不是一回事，其性质、范围和规模岂能相提并论！前者是为侵略者的战死招魂，后者是纪念无辜的战争受害者。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至于责问政府和国人“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公祭今天才有？”其实中国人都明白其中的历史缘由。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从1937年的家庭祭奠到1947年战犯伏法的民间祭奠，再到1994年的南京公祭，直到2014年的国家公祭，随着时代的进步，对“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的祭奠也在不断升级。把为加害者招魂与对受害者的祭奠进行类比，从而追问我们的“国家公祭” 晚了77年的责任，这是为什么？

中国人早已出版了这一事件的纪实文学

何建明说，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完整地将这一事件用记实体文学形式写下来。”我在27年前就在《昆仑》杂志和昆仑出版社发表和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1987年12月13日在南京新华书店举行了首发式，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都发了消息，这是一部影响广泛的作品。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朱成山馆长在许多场合都说，早在八十年代他在部队服役时就读过我的《南京大屠杀》。他在为我的《幸存者说》一书的序言中说：“徐志耕先生早在1986年，就先人一步地进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写下了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第一部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获得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和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作为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不会不知道。但他认为我写的书“主要是访谈幸存者。”“美国的华人女作家张纯如主要是整理了西方人的档案材料，特别是发现了拉贝日记”，“但都比较单一、片面……而且比较平面化。”

他否定了这两部有广泛影响的报告文学。他认定“没有人把这段历史写好，我必须写。”别的作家对这段历史写得好不好，如果评奖，或许身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的何建明可以左右局势。但读者和社会的公论何建明是左右不了的。他认定我和张纯如的这两部书“没有把这段历史写好”， 这实在是他的片面和狭隘了。

为了让大家了解1987年和1997年出版的这两本记述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报告文学在全世界的反响与好评，我必须简要地作一介绍：徐志耕的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已有中国大陆和港、台及英、法、日等23个版本发行世界，香港《镜报》说：“作者以沉痛的笔触，第一次全面、真实、形象而深刻地记述了‘南京大屠杀’ 的始末。”《读者良友》赞誉“《南京大屠杀》在揭示历史真相方面居功之伟，它无疑是很好的教科书。”《美中评论》发表纽约大学教授莫斯·罗伯茨的文章，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是一本具有巨大道德力量和历史价值的书，它对亚洲问题的研究者，对历史上发生不久的大规模毀灭的研究者，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张纯如女士是第一个用英文写作“南京大屠杀” 历史的作家，她的《南京暴行》于1997年出版后连续几周登上全美畅销书榜，《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及《洛杉矶时报》刊登转载，在西方世界掀起了重温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的热潮。对于在全世界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这两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实文学，何建明却说“没有人写好，我必须写。”否定别人的目的是他要写，他是“第一个。”

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报告文学有什么特征

新闻性和文学性是报告文学飞翔的双翅。这不仅是理论问题，作为作家，更是实践问题。读完何建明60多万字的长篇巨制，没有给人新的感觉。从题材、结构，故事、人物以至情节，基本上都是已有的出版物中见到过的，是一张旧船票登上了一艘老客船。创作是创造新的作品。这样炒冷饭的作品，嚼别人嚼过的馍，有什么“报告性” 可言？

再说“文学性” ，书中的内容，大多文字枯燥，语言直白，结构松散，全篇毫无技巧，仅靠事例堆砌。偶尔发現几处情节或几个人物，仔细一核查，却似曾相识。可能，对于不了解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读者，他们不知道这是一本拼凑起来的杂烩。

何建明说他“以自己的优势和专长决定了这本书可能跟以往作品不同，相对而言，更完整、客观、全面地记录了南京大屠杀” 。完整和客观都是相对的。字数多篇幅长不一定能算得上“全面” ，书中受害者的社会层面相当单一，对照一下我釆写的佛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以及农、工、学、商等人物，就丰富得多。还有，埋尸是很重要的章节，它能揭露日军残暴并证明遇难人数，可在《全纪实》 中是个空缺。何建明认为他写的《十问国人》“非常尖锐” 。但长达一万多字的篇幅中没有一句文学语言和文学元素。这不像报告文学。文学不是喊宣传口号，文学是靠形象靠故事来感动人的。作品的思想性即倾向是要在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何建明的十问，只适合演讲或者接受媒体釆访时先声夺人。当然，事实要准确，分寸要得当。

梳理他人的文字是不是创作

通览何建明的《全纪实》，绝大部分内容是摘录和引用别人出版物上的文字，或者稍作修饰，或者添油加醋，或者改头换面。有人创造性地把这种依赖他人资料的写作称为“疏理” ，认为这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这个新论为某些靠资料、红笔和剪刀作笔的写作者戴上了鲜花般的桂冠，却撬动了伟大的报告文学的坚固基石。何建明自己说，他搜集了两大箱共4000多万字的有关书籍，进行阅读疏理，他主要的写作素材都在书的464页上列出的参考书目中。

令人吃惊的是，这本60万字的书，里面却原封不动地、用引号引述的、抄录别人的文章竟达20万字左右！从156页到186页的31页中，除几百字的串连文字外，3万余字原文抄录！又如，438页至460页的文字，也是照抄不误！

幸运的是，20万字的抄录虽然没有按标准要求一一注明出处，但查实有据。不能容忍的是借用了我的采写成果和创意，却不列入参考书目。如：“30万个人排起来，……30万人的血，有1200吨！30万个人用火车装载……”何建明将我的这一创意改头换面用到了他的序言中。为以示有别，将“1200吨”改为“1500 吨”，还加了一句：“科学这样告诉我” 。但科学告诉我们：正常人的血液总量，约占体重的百分之七或八，体重60公斤的男子，约有4500毫升血液。30万遇难者中，有妇女、老人和孩子，1200吨是个相对准确的数字。就是按照30万个每人体重110斤的成年男子计算，哪里来的1500吨？同样，关于“12月13日” 这个黑色祭日的创意，我用最后的晚餐、犹大出卖、耶苏钉在十字架上，西方人忌讳这个不吉祥的数字开始。接着，又写这“是西班牙的马德里向拿破仑投降的日子！是沙俄军队占领旅顺港的日子！是一个灾难的日子！”“这一天，日军五个师团杀进了中国首都南京！”

何建明又将我冥思苦想的这段文字组装在了他的笫二章“大屠杀笫一天” 一节的开头，当然，文字有些变动，内容全部窃去。至于借用我作品中的人物故事还有许多。如《全纪实》129、132、133、150、305页的文字，其素材都源于我书。因为，其中的故事细节，系我首先独家釆访。如150页“小礼拜寺” 中母女二人同时同地被日军强奸的故事，是评事街的马大娘在我反复劝说下具体诉说的唯一的一次。何建明信手拈来，又变成了他的文字，不同的是把主人公名字“小英” 改成了“小芳” ，把被日军抓伕抓走的父亲变成了为救妻女当场中了日军一颗子弹而血流一地！这样一来，无疑增强了日军残暴，也使故事更加生动，但，这不是一个忠诚的报告文学作家的品德！

没法精确的数字

何建明说：“战后几十年了，不同政府、不同组织，也多次对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进行过统计、调查，但都是不全面的、零碎的、临时性的，缺乏严谨的、科学的、系统的、精细的调查与统计，这就给某些别有用心的日本右翼分子钻了空子，甚至中立的和友好的人士也感到无助于我们。……而且给我的感觉是这个向题仍然没有哪届政府、哪个人想真正把它弄明白。”何建明认为“有关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人与人数始终沒有弄清楚。”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明白，在屠刀和枪弹中侥幸逃命的人，想要准确统计出当时死了多少人？哪些人叫什么名字？可能吗？当时兵荒马乱，生死难卜，家破人亡，尸横遍野，这样的情势下，怎么统计？谁来统计？直到几个月后伪自治会发安居证登记，才有一个城内尚有20多万人这样一个大致的数字。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审判战犯，通过南京十二个区公所的询问统计，埋尸调查及坟墓挖掘，才认定集体屠杀28案计19万人，零星残杀858案约15万人，共三十余万人。

何建明不满足于这个大约的数字，他要“精细” 的数字，我们不知道他要精确到什么地步？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个杀人工厂今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反法西斯纪念馆向全世界开放，这个地域集中、管理严格的集中营，它的介绍文字中也只是说“约有110万人被害。”显然，精确的数字是难以统计的，特别是经过狂轰滥炸后的南京，疯狂的日军日夜搜捕和屠杀民众，人人以逃生为目的。在这样的战乱环境下，南京比奥斯维辛集中营统计遇难人数还要困难得多。

何况，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政府和有关组织也在不间断地尽力调查南京大屠杀的有关情况。历史资料越来越多，受害者的受害事实不断完善，哭墙上遇难者名单越来越长。何建明认为“南京大屠杀的人数始终没有弄清楚” 。这不符合事实。 “遇难者30万”这个数字，印在史册上，刻在石碑上，铭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何建明要一个让日本右翼分子无法“钻空子” 的数字，问题是，日本右翼分子根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 ！他们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 。你认为应该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数字？！

细节决定成败

何建明严肃地说：“一个不注意细节的人，是不可能成大器的。一个不注意细节的国家，同样不可能成为真正强大的国家。”何建明的书中有许多细节错误。

何建明在十问国人中赞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史料中将日军抢劫和丢失或损坏的东西记录得清清楚楚，甚至一个杯子几元几毛，一张桌子少了一条腿这样的细节清晰无误地写在纸上，以此谴责国人记录日军暴行不注意细节。但他在《全纪实》的288页中自相矛盾地说：“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到底强暴和杀害了多少妇女，其实连细心记录案件的拉贝等也难以搞清……2万以上妇女被奸，也仅仅是个粗略的数字。”

说到拉贝，何建明在261页上写他“手臂上还戴着红十字袖套”， 可在281页又说他臂戴“纳粹袖章”。类似不能自圆其说的事例，还有十问中谴责淞沪抗战的中国军队“国力、军力不比人家差多少，我们的武器装备也是德国进来的。”可在书的第9页中，出尔反尔地说“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严重不如意的情况下仍顽强地和日军争夺一村一镇。……我军的装备和海军、空军力量较之敌方差距甚大。”

同样在第9页上，他引用他人的资料说“淞沪战斗中将士们打得十分勇敢，每小时的死数以千人计。”但他又说：淞沪战役，我方的伤亡数是25万余人。按前面说的每小时死亡千人。三个月的淞沪战役，应该要牺牲200多万人，怎么又变成伤亡25万余人了？

严肃的题材要严肃地写作

创作“南京大屠杀” 这样一个重大的题材，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大量采访第一手材料，以认真严肃的态度投入采写。何建明在书的序言中说日军声势浩大地公祭“攻打南京时阵亡的千余名官兵” 。在中关村图书大厦五楼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日军“公祭他自巳死了两千多阵亡的官兵” 。事实是，被何建明称为“公祭” 的这场日军的忠灵祭，几米高的四方木上写着“华中方面军陆海军阵亡将士灵位” ，是专门祭奠在上海、南京及沿线战斗中2万余名阵亡官兵的。何建明先说“千余名” ，又说“两千多” ，还说是祭奠“攻打南京时阵亡” 的官兵，显然，他的几种说法全部不符合事实。

又如：何建明在十问中说，南京保卫战时，“洋装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则不战而逃” 。这又是失实的文字。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没有不战而逃的，他们大都是在12月12日晚上接到撤退命令后离开阵地的。“洋装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 的教导中队一直坚守着紫金山阵地，直到12月13日日军进城，部分官兵仍坚守着紫金山，最后壮烈牺牲。如此诬陷抗战官兵，良知何在？

何建明在序言和十问国人中对张纯如的评介是“最大贡献是发现了拉贝日记” 。可在333页上又改了口，说“张纯如继发現了《拉贝日记》后，她又发现了极其重要的《魏特琳日记》”。何建明对张纯如震撼了西方世界的《南京暴行》没有一个字的评介。没有她发现的这两本日记，就没有何建明的书。因为，《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的内容，占了《全记实》的一半篇幅！

何建明曲解了《魏特琳日记》。她在1937年12月24日这样记载：这天10时，日军军事顾问带翻译来，“要求我们从一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事实很清楚，日军找出来的21人，仅是日军单方面认为的妓女，其实不少是良家妇女。她们是否妓女？魏特琳没有证明，21个女人也没有承认。同样的事情在12月18日至20日已经发生过几次，日军以找妓女为借口强征了100名避难的妇女。何建明想当然地把它嫁接到了张艺谋的电影上，并按照《金陵十三钗》的情节虚构了妇女们“起立目送” ，以表敬意。如果报告文学可以主观想象地虚构故事，那是对报告文学的背叛。

类似不严肃的事例还有：何建明在书中写道，关于以“国家形式对二战死难者的祭祀活动，……提出这一自我反省的中国人叫朱成山。”可朱成山馆长实事求是，他说：“最早提出这一建议者是海外华侨” 。“全国政协常委、民建江苏省主委赵龙2005年向全国政协会议提交了南京大屠杀相关提案” 。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写的内参引起了中央、国家领导的关注，国家公祭活动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再如张纯如自杀的原因，何建明说“张纯如她写了这本书，最后自杀了” 。他说他自己天天沉浸在浩如烟海的日军罪行史料和实物中有窒息的感觉，于是，“一下子明白了张纯如写完作品后患了严重的抑郁症而开枪自杀于车内。”这又是凭主观臆想得出的不准确的结论。她的自杀有众多原因。中央电视台《1937·南京记忆》专题片中，对张纯如的去世有客观的报道。

还是在333页中，何建明说，“2000年4月，历史学家胡华玲完成了……《魏特琳日记》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并在同年10月将中文版付梓。”我知道，台湾女作家胡华玲写过题为《金陵永生》的魏特琳传记，《魏特琳日记》的翻译者是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这是张冠李戴。

《旧金山和约》中国没有放弃赔偿

对于历史常识一知半解的何建明总是传播似是而非的东西。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特别是像“南京大屠杀” 这样的暴行，战后如何索赔，确是国人关心的问题。何建明在他书的序言中以领导人的口气“向我们的人民说明，对侵略国日本的战争赔偿，……当时的美国等国家出于自身的目的，撇开中国，于1951年在旧金山签订了于次年生效的《旧金山和约》，让中国放弃赔偿。”

事实是，抗战胜利后，日本向中国以舰艇和机器等实物作了一部分赔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和美国交战，所以美国不邀请中国参加《旧金山和约》的谈判和签字。但是，《旧金山和约》中绝对没有“让中国放弃赔偿” 的文字。条文第14条规定“日本应赔偿联盟国战中所生的一切损害与痛苦。”中国是联盟国之一，中国有权利索赔。中国虽然没有参加签字，但中国没有放弃。所以，何建明说的《旧金山和约》“让中国放弃赔偿” 纯属无中生有。

用文字形式宣布放弃对日本战争赔偿是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但《声明》放弃的是“战争赔偿” ，即因为战争而伤亡的人员、损毁的军械装备、国有财产等。但属于公民私有财产及非武装人员因战争而造成的损坏及伤亡，则应以《国际法》 中的“民间损害赔偿” 条款执行。中国巳成立民间对日索赔委员会，受理了有关细菌战、慰安妇及被抓赴日本的劳工赔偿等索赔事宜。至今，已有几起案件胜诉。最近，日本三菱公司同意向3765位中国劳工赔偿每人10万人民币的索赔案件正在进展中。因此，《旧金山和约》“让中国放弃赔偿” 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法理。

看问题不能绝对化

何建明在“十问国人” 中，罗列了许许多多日本国和日本军队的优秀、强大和团结、勇敢等等，历数了中国人的软弱、涣散、健忘、粗心和愚昧、麻木。然后连连感叹：“中国人真的不如日本人？几百年都改变不了？”

确实，无论是当年或今日，我们和日本国比，在不少方面是有差距。相反，日本也有不如我们的地方。何建明观察世界的视觉有些问题，他有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即日本一切都好，中国一切都不好。他说日本军占领南京笫五天就举行了“公祭” ，我们晚了77年。日本人有武士道精神，稀見日本军人投降。日本军队的“乡土部队” 有激励和牵制作用。日本年轻人的战备意识、战备训练远远超出我们。而中国多汉奸。中国人缺少血性。中国人软骨头，贪生怕死。中国人好了伤疤忘了痛。中国人相信假言假语。中国人不注意细节。中国人喜欢内斗。中国军队不成，今天同样如此。

何建明连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也加以否认。他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作为战胜国，但这是中国自己打败日本了吗？……如果不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如果不是苏联出军，我们再打十年也不会成功。所以不要骄傲，我们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是弱者。”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作为同盟国的美国和苏联，为惩罚战争狂人，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了两颗原子弹，红军出兵东北，它加速了日军的失败。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以八年时间、伤亡3500万人的代价，牵制和抗击了日本三分之二的陆军总兵力，伤亡日军占二战期间的百分之七十！有力地支援了欧洲和太平洋等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是血与火的历史，但何建明不承认。对于抗战胜利70年后的今日中国之成就，何建明也不承认。他说：“我们现在像一个虚弱的胖子，外表很好看，其实不中用！”

今日之中国，虽然某些领域日本比我们先进，我们承认差距，并努力缩小差距。但发展中的中国当今巳举世瞩目。建设成就和经济巨量不说，中国的高科技和强大的国防力量傲立于世界之林，人民的精神文化和幸福指数正在提升，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不看主流看支流，不看本质看表面。一叶障目，就不会有客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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